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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一代英烈 千秋功臣”——李子洲

发布时间: 2024-09-27点击:

李子洲,是“陕北共产党发起人”“陕北共产党奠基人”“西北的守常”“西北革命的播火者”“陕甘党组织顶梁柱”。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陕北党团组织创建10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西北革命先驱、四师校长李子洲。

革命先驱李子洲

奠基“四师”教育

李子洲,1892年12月23日生于绥德县城,名登瀛,字子洲。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191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曾参与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成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会员之一。1922年夏,李子洲等陕北旅京津学生为把拟议中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建在绥德奔走呼吁,取得成功。10月,李子洲参与创建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政治社团共进社,被称为共进社的“大脑”。期间,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新民学会在京成员赞誉李子洲等人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1923年初,经李大钊和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毕业,受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委派回陕开辟革命工作,1924年夏出任四师校长。

“五四运动”中的李子洲(第四排右1)

肩负历史使命回陕的李子洲在接到四师校长任命后,就决心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以学校为阵地,发展进步青年,建立党团组织,进行革命斗争。

他到任后,专程去北京大学找到同窗好友王复生(云南祥云人,1921年北大入党),共同拜访了李大钊同志。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四师招聘教师的启事。并且李大钊将王懋廷由咸林中学派到四师任教,协助李子洲开展工作,同时聘请了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还有田伯荫、韩叔勋、李瑞阳、蔡南轩等为教员,他们都是北大、北师大学子,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又都是共进社员。

李子洲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本身就是革命。所以提出:“要尽最大努力首先把学校办好,把功课教好,把学生管好,取得社会和学生家长的信任”。

在1924年农历7月25日的开学典礼上,他郑重宣示了学校的办学原则为:“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办学宗旨为:“发展青年身心;培养积极道德;注重科学教育;造就优良师资。”办学目标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进行革命,建设人类最理想最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国”。

李子洲在北京大学“兼容并蓄”自由学术氛围影响下,他对教育的研究也颇有见地。李子洲说:教务、训育、史地、语文、公民等课的教员,尽量先把课文讲得很清楚。最好配合现时的宣传工作,使学生一面在校学课程得知识,一面出校就是宣传员。不必讲得多了,要少而通俗易懂,学生能消化得了。

身教重于言教。当训育、教务和教员的,应当在一切工作上做榜样给学生看。学生得先生直接的熏陶影响效果很大。当先生的既要庄重严肃,更要叫学生喜于接近,是“敬而近之”,不是“畏而远之”。

他说,“教育救国论”咱们不大赏识,可是革命教育正是救国救民的根本,这是真理。我们就是要办教育,我们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而是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读书是为了活着革命,叫大多数人能受教育,活得好好的,旺旺的。他还说教员要:当学生的先生,做人民的学生。

学校坚持德智体并重,学用结合,严以治校,严以教学的教育方针。李子洲校长还指出师范学校更要注意把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学校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规定按时进行十分严格认真的月考、期考。作文及数学、政治等主课考卷,选优“贴堂”(即在教室张贴展览)或传阅,以作鼓励和示范。

在学校管理方面,实行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民主管理制度。制定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组织大纲》4章19条,《校务会议规程》《大门规约》等数十项规章制度。在教学及学籍管理方面,制定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则》10章66条,就学制、课程设置、学分制、学籍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四师组织大纲及学则(选页,原件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据北大学子、共进成员、四师教员王子休曾回忆:“我在四师停留的时间很短,但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走南闯北,这种良好的印象总难忘怀。在我有生的八十年中,我所经历过的学校,无论是我当学生,还是当老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所见到的教师阵容的坚强有力、教学工作的严肃认真、学生理想抱负的远大、学业成绩的良好、遵守纪律的自觉,以及课外各种活动的生动活泼而富于教育意义的情况,当年绥德四师的表现是非常突出而不可多得的。这主要的是由于李子洲同志把改造教育与改造中国的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励精图治,身体力行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善于领导、知人善任,王复生、王懋廷、杨明轩、常汉三等人赞助得力的结果。”

正因为这样,四师学习风气特别浓烈,学生思想十分活跃,所有学生在这里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是解放了思想,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时代,像一盏冲破黑暗的明灯一样,照亮了陕北大地。陕北各地,乃至关中、山西、宁夏、甘肃等各地学子争相报考四师,一时间各地英才云集于四师,在此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进步思想,锻炼实践能力,他们从此走向祖国各地,许多人参与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新中国的建立及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6月,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一二级毕业摄影(二排左八为李子洲)

创建党团组织

1924年5月,李子洲出任四师校长后,他向李大钊报告了陕北的情况,并请示建党工作。中共北京区委遂批准由李子洲、王复生和王懋廷组成陕北问题工作小组,指定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与北京党组织直接往来,还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

1924年下半年四师开学后,李子洲、王懋廷即积极开展发展党团组织的活动。首先,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引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并在国文、历史和地理等课程的教学中加以渗透。图书馆尽可能多地订购一些进步书刊,并设政治问答栏,专门指定教师答问。重视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并形成制度。其次,支持共进社教师在学生中发展共进社员,建立起共进社绥德分社。并陆续在神木、府谷、定边、榆林、横山、米脂、佳县、清涧、延长、保安(今子长)、肤施(今延安)等地发展了共进社组织。共进社绥德分社的建立,为绥德以至整个陕北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李子洲委托共产党员王懋廷在青年师生中发现和培养党团员发展对象。当时,榆林在土皇帝井岳秀的黑暗统治下,建党建团活动极为秘密,李子洲“以校长身份办理交际,铲除环境障碍,修平活动道路”。建党建团的具体事情交由王懋廷办理。王懋廷受李子洲之托,结合自己教授国文课的条件开展活动。1924年10月,首先发展了英文教员田伯荫入党。从此,李子洲和王懋廷便开始了具体筹建党团组织的工作,于11月成立了党小组。1925年初在北京党组织代表耿炳光指导下,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起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四师)支部,直接归中共北京区委领导。

党组织组建后,便进一步发展党员。不仅在四师校内发展,而且向社会、国民党部队中发展党员。1924寒假期间,王懋廷发展了绥德籍榆中回家的学生张肇勤、李登霄入党。还在井岳秀驻绥德和瓦窑堡的石谦部队中发展党员,并陆续建立了瓦窑堡李象九部队支部和榆林中学支部。从四师教员和学生中的党员档案中查到的1925年在四师发展的党员就有田伯荫、韩叔勋、李瑞阳、李嘉谟、白明善、乔国桢、马明方、霍维德、杜嗣尧、邓重庆、高光祖、王兆卿、马瑞昌、马瑞生、杜衡、白作宾、杨玉峰、张肇繁、李明轩、赵通儒、冯景翼、呼延震西、崔凤荣、王进峰、王士英等25人。

1925年春夏之交,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扩建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绥德特支),下辖四师支部、榆林中学支部、李象九部队支部。同年榆林中学支部、李象九部队支部发展了刘志丹、霍世杰、王子宜、郭洪涛、呼延震东、焦维炽、杨国栋、李力果、李象九、阎红彦、史唯然、雷恩钧等党员,使陕北党员数达40多名。1925年 8月王懋廷回了北京,中共北京区委又派遣其兄王复生来四师任教,协助开展党的工作。

在建党过程中,李子洲确定了关于党员生活“六化标准”:1、精神革命化;2、思想系统化;3、行动纪律化;4、工作劳动化;5、生活平民化;6、兴趣文艺化。在今天看来,这六条标准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坚守的初心。

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李子洲指导王懋廷又以主要精力在学生中大力发展团员。首先发展白明善、杜嗣尧、刘志丹等成为团员,于1924年1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师支部,由上海团中央直接领导,团员发展到14名。王懋廷根据团中央指示,于1925年2月,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此时团组织发展到榆林和山西汾阳,“分为绥德、榆林、汾阳三个小组”,领导陕北及周边地区的共青团工作。8月,陕北团员发展到75人,成立了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仍由团中央直接领导。

四师党团组织建立后,陆续在神木、府谷、定边、安边、榆林、横山、佳县、米脂、清涧、延川、延安、宜川及至宁夏银川、山西汾阳等地创建了党团组织,使得革命火种逐步形成燎原之势。学校更是支持党团组织领导开展了校内及社会大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活动。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赤化”空气充盈陕北,是北方较早形成革命高潮的地区之一。

四师也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革命策源地和活动中心,被称为大革命时期的“红三角”,李子洲被人们称为“西北的守常”,“陕甘党组织的顶梁柱”。

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大门,齐心校友题词:西北革命策源地

开展兵运、领导武装斗争

陕北的中共党组织建立以后,先后派遣白明善、杜嗣尧赴上海大学学习,乔国桢等到河南洛阳军官学校学习,马明方等到杨虎城在陕西耀县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学习,刘志丹、张肇勤、柳长青、杨国栋、霍世英等赴黄埔军校学习。

1925年起,陕北党组织曾陆续派出大批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陕北、甘肃、宁夏乃至山西、河北等地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其中包括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和委员谢子长等同志。他们积极策动兵变,组织和发展革命武装,为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仅四师就有拓克宽、乔国桢、杨重远、马明方、邓重庆、武丕谟、刘善忠、王兆卿、马承启、白雪山、崔仲英、张慕时、张志文、常宣、马云泽、李秉荣、蒲子华、刘正平、胡廷俊、贺晋年、刘耀西、许志云、王聚德等近百名学生先后进入国民军开展兵运工作。

通过兵运工作,在李子洲组织领导之下,1927年10月,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明善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成为共产党人在西北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义部队南下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占领了宜川,队伍发展到1,700多人,1,300多支枪。由于起义领导人在行动方针上意见分歧,李子洲对唐澎的指示没有来得及实施,起义失败了。李子洲热情的鼓励失败归来的唐澍、谢子长,准备更大规模的暴动,派唐澍、刘志丹、廉益民、谢子长等到许权中旅,为新的起义做准备。

1928年5月中旬,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率部队开赴华县高塘镇,与渭南农民武装相结合,发动了渭华起义。他们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声势浩荡,威震三秦大地。后在敌军重兵围击下,经过一个多月苦战,起义部队被打散,唐澍、廉益民、吴浩然等领导同志壮烈牺牲,渭华起义失败了。

李子洲参加领导的清涧、渭华起义和旬邑、礼泉、三原、澄城等地的农民暴动,虽然先后失败了,但为后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奠定了基础。

在白色恐怖中,李子洲抱病参加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为省委起草了《全陕总暴动的计划决议案》。由于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1928年11月,李子洲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理想信念的捍卫者

1929年1月底,因叛徒出卖,陕西省委遭到极大破坏。2月2日深夜,李子洲被捕入狱,关押在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的牢狱里。李子洲在入狱前就已积劳成疾。入狱后,国民党狱警、狱吏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使他胃病加重,又患伤寒引发肺病,身体十分虚弱。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李子洲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

几天之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出马了,宋哲元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与李子洲套近乎,问:“李先生信奉什么主义呀?”李子洲理直气壮的回答:“信仰列宁主义!”宋哲元问:“列宁主义有什么好?”李子洲侃侃而谈,论述了列宁主义的科学和先进。宋哲元狠狠的威胁道:“你不怕死吗?”李子洲坦然回答:“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何惧之有!”李子洲的凛然相对,不屈不挠,使敌人束手无策。

1929年初夏,中共陕西省委派李秉荣以学生、亲戚身份到狱中探望李子洲,并传递了省委正在想办法营救他的信息。当夏天到来的时候,牢房里充满了重重灾难,苍蝇、蚊子、臭虫、跳蚤占据了这狭小的斗室,腥臭和阴暗潮湿,充塞着这人间地狱。

李子洲羸弱的身体已经完全站不起来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这时李子洲已经病危,沉重的脚镣戴在他干瘦的脚踝上。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候,凭借坚强的意志和最后一丝气力,给他绥德家乡的妹妹李登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并不惧怕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一个人牺牲,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不要为我伤心流泪,勇敢斗争下去,党的事业必胜,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

在北京上学的二弟李登云,赶来看望他的哥哥,眼见分别一年的哥哥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李子洲被哭声惊醒,说:“是登云,家里都好吗?”“都好”,李登云望着哥哥,不忍说出哥哥最疼爱的女儿已经病逝的消息,只是点头流泪。李子洲说:“你要好好侍奉高堂,代我行孝。”又声音沉重的说:“我自己将为革命捐躯,死后就不要搬尸了……”

1929年6月18日深夜二更时分,37岁的李子洲,戴着脚镣罹难狱中。没有哭声,没有哀乐,没有悼词。有监狱的高墙,有冰冷的脚镣,有燃烧的火焰,更有黑暗的黎明。

1929年,李子洲狱中遗照

李子洲牺牲了,他的伟大预言在20年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现了。人世间有许多事物,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唯有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理想、英雄业绩、不朽事业,如江河日月,与天地共存!

罗章龙同志曾经这样评价李子洲同志:“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者、播种者、奠基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十一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众多题词以志纪念

是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李子洲同志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